【社論】懲罰性賠償:生命健康領域只是起點

2021-09-09 19:03 來源:澎湃新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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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8日,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,部署在部分城市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,其中包括,在食品、藥品、疫苗、安全等關系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領域,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。
對消費者來說,懲罰性賠償制度并非新詞。只不過以前,它更多懸于理論。懲罰性賠償也不是第一次走進國常會,早在2016年2月和5月,國常會就兩次明確將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,甚至提出了巨額賠償,以強化懲罰性。當時,輿論普遍給予期待,希望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建立,倒逼國產消費品質量的提升。
如今,懲罰性賠償從食品、藥品、疫苗、安全等關系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領域破局,踏出了堅實的一步。一方面,說明這一制度的推行終于有了階段性成果;另一方面,也說明懲罰性賠償的拓展仍然步履蹣跚。
作為法律制度的懲罰性賠償,在法治建設中,經歷了從不被認可,到部分被認可,到凝聚越來越多共識的過程。從舊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第49條的“雙倍賠償”,到現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第55條中的“三倍賠償”,再到《食品安全法》第96條中的“10倍賠償”,觀念碰撞與利益博弈從未停歇。
總體來看,賠償倍數在不斷提升,懲罰性也隨之不斷凸顯。
當然,“10倍賠償”并非終點。與發達國家相比,我們的懲罰性賠償才剛剛起步。最近沃爾瑪就卷入了一起官司,還因天價賠償上了中國社交媒體的熱搜。因開除一名工作約16年的殘疾員工,沃爾瑪被法院判賠1.25億美元。
在過往的中國司法實踐中,消費者“天價索賠”常與“敲詐勒索”相關聯。2006年,消費者黃靜購買的筆記本電腦存在質量問題,提出要求華碩公司出資500萬美金用于成立中國反消費欺詐基金會作為和解條件。多次談判未果后,黃靜將華碩公司訴至法院。但她隨即因涉嫌敲詐勒索犯罪被刑拘,好在檢方最終對黃靜做出了存疑不起訴決定。
其實,不管消費者提出何種“天價索賠”,能決定賠多少的最終還是法院。如果以刑事方式打擊尋求司法救濟者,看似保護了企業,實則傷害了社會公平,并阻塞了消費者最重要的一條救濟渠道。
當然,司法實踐中,因“天價索賠”而承受牢獄之災的消費者畢竟只是極少數。更多個案以“天價索賠”開始,以“象征性賠付”結束。維權成本之高,救濟結果之乏,導致眾多消費者在遇到產品質量問題時,寧愿選擇自認倒霉、自我承受。
近年來,懲罰性賠償制度走進行政、司法,多次出現在國常會,表面上看,是“懲罰性賠償”壓倒了“填平式賠償”。從深層次看,這也表明,在社會發展上,是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不再貧困之后,有了對美好生活的全新追求和向往。
比如在食品領域,過去,消費者可能更多關注“有飯吃”;現在,消費者更希望“吃得好”“吃得安全”。消費環境的大變局,亟需法治環境跟進保障。消費者在產品質量上承受的損失,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間接損失,如精神傷害、時間成本等,直接“填平”難以彌補。
必須認識到,敢于和愿意提請維權的消費者本就不多,若只支持象征性的賠償,那對問題企業來說,就成了實實在在的鼓勵。
所以,只有不斷提升企業的質量風險,產品質量才可能得到切實的提升。希望懲罰性賠償制度不僅能夠迅速在食品、藥品、疫苗、安全等關系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領域得到推行,還能在更多領域得到推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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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王磊
校對:劉威
澎湃新聞報料:4009-20-4009   澎湃新聞,未經授權不得轉載
關鍵詞 >> 懲罰性賠償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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